百万女性的同心一气
1973年, 安吉拉·卡特可能才刚刚对臭名昭著的家暴产生敏感。她出国在外期间,其中一个撼动英国社会的剧变就是女权运动。她离开时,整个伦敦只有四个女性主义组织;1971年末,这个数字已经接近六十了。运动越来越密集,反映了英国女人长期压抑的不满。60年代,有了避孕药降低意外怀孕的风险,加上洗衣机减轻了家务负担,她们的生活可能大大解放。但这些科学的进步完全没有改变男性主导社会的内部结构,哪怕在1968年学生运动的乌托邦气候下,女性角色也局限于打印传单和为男性活动家倒茶。如今,私密的愤怒变成了百万女人的同心一气——被当作性玩物和家务工具;同工不同酬,工作机会少;被生理构定义了身份——这些愤怒集结成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
妇女解放工作组(一个全国女性主义组织的管理机构)在伦敦地铁开展了一场游击战,用印着“你做真正的妓女也比这挣得多”和“这个广告是对女人的侮辱”的胶纸覆盖裸体女人的广告。1970年11月,抗议者冲进了皇家艾伯特音乐厅的世界小姐选美现场,将一袋袋面粉扔向竞选者,把主持人——惊恐万状的鲍勃·霍普——赶下了台。1971年3月6日,几千个女人在特拉法加广场游行示威,将商店里的塑料模特钉上十字架,连同挂着胸罩和紧身褡的晾衣线一并高高举起,一路喊着“我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性机器”和“身体结构不决定命运”。四处革命情绪高涨,而且在安吉拉从日本回来以前,运动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胜利:1970年,芭芭拉·卡斯尔(就业大臣,是整个国家当仁不让的最杰出女政治家)推行了《同工同酬法》;1971年,家暴受害者庇护所成立;年末,温比汉堡连锁店取消了午夜之后不接待独行女性的政策。
1984年被问及与这场运动的关系时,安吉拉解释说她“没有积极投身于任何一场运动。我置身事外,经常受到攻击”。尽管她有段时间自称“极端女性主义者”,她的政治思想却和自由论者、社会主义者有很多共同之处。她从不认为女性受到的压迫与其他形式的压迫有明显的不同,而且相信如果女性气质是社会构造,是强行把个体塑造成低人一等的狭隘角色,那么所谓男性气质也是如此。“假设人必须有男子气概。我想象不到还有更糟的事了,”她在1979年告诉一个采访者,“我怀疑当我的姐妹们想起我——我从来没想过她们会经常这么做——她们会觉得我有点像汤姆叔叔。我觉得一切都很可怕。对每个人都很可怕,不止是女人。”
分裂女权运动的色情
色情作品分裂了女权运动——矛盾在70年代愈演愈烈,到了80年代初几乎不可调和。大体来说,女性主义评论者分成两类,一类认为色情作品与其说是性欲的表达,倒不如说是男权的巩固,是一种针对女人的暴力,因为它让她们失声,在它的基本体系中物化她们(美国女性主义者罗宾·摩根最为简洁有力地阐述了这个观点,在1974年写道“色情作品是理论,强暴是实践”);另一类则表示幻想和行动之间有清晰的界限,以及女人也可以(实际上应该)像男人一样享受情色。
安吉拉觉得第一种观点特别无聊。“我想有些妇女解放运动的成员太喜欢抱怨黄色作品了,”她在1984年说道,“她们还暗指所有不大惊小怪的女人都是同谋。我觉得这简直疯了。针对女性的暴力是丈夫把妻子打得稀烂。”然而她也不能容忍那些认为色情作品与广大世界无关的观念。安吉拉的社会主义意识意味着她相信色情作品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外化,但跟别的东西无甚差别,也同别的东西一样,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达权力关系。这个观点吻合她对萨德侯爵的见解, 她相信后者——把女性角色作为“权力的存在”,而且完全承认她们的性欲——“让色情作品服务女人,又或者说允许它受到一种对女人无害的意识形态侵犯”。他的作品展示了“道德的色情作品”的可能。
五年打造独一无二的文化史批评
1973年悍妇社初创，创始人卡门·卡利尔向安吉拉邀稿，安吉拉打出了一份她称为《萨德式女人》的“广告”,称作品将论述“关于萨德,作为政治现象的性欲,还有关于性别的神话”。“希望它既能旁征博引,又有优美的文采,像法国18世纪的风情。这样才恰当。但我还不清楚最后它会变成什么样。”
这个项目占据了她整个70年代中期的精力,她直到1978年2月还在与手稿缠斗。她刻苦地阅读——萨德的传记，关于他的学术作品，从罗兰·巴特到米歇尔·福柯的文化批评作品，弗洛伊德、梅勒妮·克莱恩和雅克·拉康等人的心理分析理论——在一本又一本的笔记中写满了引用和小结。
“至少参考文献会非常惊人，”她在1975年9月16日写给德博拉的信中说（附上了前两章的草稿），“我想知道你怎么看……虽然我非常、非常紧张。”1977年，安吉拉在谢菲尔德大学教书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在和那个“没完没了的”萨德项目缠斗,截至目前它已经断断续续耗了四年时间。她害怕它会成为一本“非常烂的书——可能一半是好高骛远的高级趣味, 一半又是在利用色情,糟糕透了”。她写得无聊,也担心它会受到差评,而且为其中涉及的素材之多而气馁——“就像在考期末考试”。她经常为了写稿熬到深夜,却感到“失败无助”。她发誓再也不写非虚构题材了。
其实，早期反馈已经说明了这些努力没有白费。2月24日，她从哈考特·布雷斯·约凡诺维奇的新编辑玛丽昂·惠勒那里听到：
最终完成的作品没有体现出这种焦虑。《萨德式女人》是一部论证精彩的文化批评作品，其方式少有英国人尝试：它情感激烈，妙语连珠，无所顾忌地深入符号学和群体心理学的领域。几乎每一句话都要么微妙地煽动起某种情绪或提出某种高见。它受教于巴特、福柯和戈蒂埃，不过将它塑造成形的灵性和文风却为安吉拉所独有；这是她发表过最直白的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宣言，是她同一时期其他作品——《新夏娃的激情》和《染血之室》的指南。
安吉拉·卡特系列作品
书的开篇是《辩论性序言》，其中论点丰富而发散（“凌乱的组织是有意而为，”安吉拉告诉德博拉，“萨德是个凌乱的人，而且，该死的，我也是这样”）。可以将其泛泛总结为：性总是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他们盘根错节的个人经历各不相同。“我们并非单单成双成对地上床，我们所处的社会阶层、我们父母的生活、我们的银行存款、我们的性期待和情感期望、我们的全部履历（我们独一无二的存在中的所有鸡零狗碎）所合成的文化辎重还会拖累着我们，即使我们对此缄口不言。”色情作品却忽视了这个事实。它“剥夺”了男男女女的“特殊性”，把他们都缩减至神话角色，即男性和女性的“行为模式”中。色情作品因此加强了一种观念，即把社会看作男女之间自然豁开的鸿沟。其实不必如此。掌握了真正文学、艺术技巧的色情文学，能颠覆而不是维持现状：
安吉拉把萨德当作一位重要的艺术家，是“胁迫想象的恐怖分子”，用色情作品来传达自己对一个性欲受到政治摆布的社会的想象，笔法毫不留情，（因此）非常让人不适。他的作品“偏重描写和诊断而非预防和预言”：
换言之，萨德真正关心的不是身体，而是人类关系的潜在结构：“在色情文学作家中，他之所以不同寻常是因为他很少（如果有的话）让性行为本身即刻具有吸引力。”正是他对一个压迫人的不公正世界的看法——肯定是父权的世界，但也同样是唯利是图、保守、等级森严的社会——吸引了她（“我确实很难坚持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解读它。”她告诉一个采访者）。
书的主体展开解读了萨德的三部长篇小说：《茱斯蒂娜》《茱莉爱特》和《闺房哲学》。萨德意识到世界对女人不公平——朱斯蒂娜不断被强暴、囚禁、折磨，她唯一的罪恶就是想要迎合社会规定的女性美德，即保持处女之身；她的姐姐茱莉爱特也根据同样的规则行事，不过却将其用成了优势，利用自己的性魅力赢得财富和权力，暴力控制他人——不过，不管她们是作为受害者沉沦，还是贪婪地模仿着她们主人的习惯，在安吉拉看来，她们都错在无法为自己重构世界。
《萨德式女人》还涉及好莱坞制造的典型女性形象（玛丽莲·梦露“可以代表精致的殉难者形象”，让人想起茱斯蒂娜），被神秘化的母性（萨德虚构的茱莉爱特这个角色颠覆了“传统意义上女人的生物天性”），还有母女的紧张关系（《闺房哲学》中的欧金妮·德·米斯蒂瓦尔和母亲的对立“说明女人也保留了已经在男人中暴露且得证的与母亲早期关系的情色元素”）。但是，《萨德式女人》的核心是关于世界可以怎样重构；安吉拉在作品与现实中所追求的都是两个平等的人之间相互滋养、丰富人性的伴侣关系。
头号皮鞭女？
1979年3月28日，《萨德式女人》在英国和美国同时出版；当这个日子临近，安吉拉回想起了写这本书时困扰她的怀疑和焦虑。“我现在要被媒体称为‘头号皮鞭女’了，”她对洛娜·特雷西写道，“显然，我对此感觉很矛盾，对那本书也很矛盾，虽然有个来自《同性恋新闻》的善良女士采访我时向我保证，所有为了一时刺激买下这本书的人都会发现它是个长期折磨。”那位来自《同性恋新闻》的女士可能低估了这些寻求刺激者的耐力。安吉拉整个下半辈子都会接到部分粉丝的来信，他们对她的兴趣似乎跟文学无关：
一些评论者，大部分来自主流左翼媒体，确实读懂了《萨德式女人》的意图。《新政治家》的赫米奥娜·李说哪怕“少有女性会对萨德侯爵产生亲切的熟悉感，但安吉拉·卡特既不普通也不胆怯。她享受这种求知探索的乐趣，表现得理智……文雅……诙谐”。《新社会》的评论人玛格丽特·沃尔特斯认为这本书“引人深思，可读性很强……让人大开眼界，语含机锋，随心所欲”。弗朗西斯·赫胥黎在《卫报》上将这本书和米歇尔·福柯新出版的《性史》英译版一同作评，称自己“感谢卡特小姐”告诉男人可以如何“将自己从习以为常的专政中解放出来，成为人”。
不过，更多评论还是凸显出恼怒的不解。《观察者报》的约翰·韦特曼承认自己困惑于安吉拉·卡特的课题：“我无法理解她试图在女性解放事业中利用萨德……一头雾水的读者只能靠着零星一点离题的话坚持读下去。”至少他是坦诚的；别人最后评论的是他们期待读到的书，而不是真正读到的那本。《纽约时报》的理查德·吉尔曼虽然承认了《萨德式女人》“不乏敏锐洞见”，却将它当作讨伐以萨德为首的色情作者的长篇檄文，说它的语调“凶猛，绝不妥协，言语充满攻击性”，而它的作者成了“顽固的空想家，狂热的女性主义者，愤怒的反宗教人士，乃至反对一切超验”。
反应最愤怒的还是其他女性主义者。非主流书店联合会抨击它的平装版封面冒犯了女性（由超现实主义画家克洛维斯·特鲁耶画的几个半裸女子，其中有几个正在被鞭打）。卡门对联合会的代表艾琳·费尔韦瑟写信说：“我不知道你是否意识到安吉拉为此多么沮丧……封面是她和我们一起选的。虽然不想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她这么多年来一直热心于女性主义，很显然，不管是她——还是我们——如果认为那个封面带有性别歧视的话，都不会用它的。”费尔韦瑟回复了一封有点安慰意思的信，但也说了她不会在地铁上读这样一本书，“因为担心有些男人会以为我在读色情小说，把这作为冒犯我的借口”。
书的内容对某些分支的女性主义来说同样是种亵渎，尤其是它出现在关于色情艺术的争论越发白热化的时候，诸如美国的极端女性主义者安德烈娅·德沃金之类的作家正在谴责萨德是个极端厌女人士。德沃金自己称《萨德式女人》是“伪女性主义文艺评论”。苏珊·卡普勒——另一位著名的反情色女性主义者——指责安吉拉只将萨德看作“文化系统……一个文学工艺品，由文学传统保驾护航，转移到了政治（或女性主义）批评的范畴之外”。安吉拉对这些批评非常满意：“如果我能把苏珊·卡普勒气得鼻孔朝天，更别说德沃金那个大鼻子，那么我的生命也不算虚度了。”
本文节选自《 卡特制造：安吉拉·卡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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